在这个充斥着新技术的世界里，其实风险无处不在。为何人们乐意搭上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去冒风险，其原因必然与现代性观念(译者注：进步主义)息息相关。现代风险谱系表明了一份责任或代价，驱使人们以健康风险为代价去追求健康促进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生活的韧性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健康的舟楫。

在现代(区别于后现代)世界，风险成为社会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例如疾病的风险因素，死亡率的相对风险，或是特定疾病的预兆。20世纪末期，在这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加，围绕风险与风险评估甚至发展出了一个产业。理性向度的研究通常将风险当做一个可控的技术问题，把控风险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与背景资讯，这一研究的基本判断是所有的风险都是可量化和可控的。当然，人们对风险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理论路径，譬如风险心理学，研究普通人与专家对风险的不同解读与应对，当下已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认为风险意识的建构脱离不了文化属性，人们在对风险的认识和反应这方面的差异是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产物(Douglas 1992)。道格拉斯早先研制了一个量表(Douglas 1970)来分析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如何识别并标定风险，被称为栅格/群组分析法。在这里，“栅格”用于观念、行为的区隔性来标识人们的社会属性，“群组”意在强调不同个体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划定的界线。道格拉斯等人(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138)通过把栅格与群组概念结合起来，将风险的形成归于四种不同的“文化偏好”，以揭示风险的社群性、宿命性与个体性。人们根据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来(可能是无意识地)选择面对风险的合适态度和不同的应对方式。

将风险的社会意识导入健康教育之中，是健成社会动员的一个组成部分。风险分析常常是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个体的健康危险因素，如吸烟、超重、不良的生活方式，几乎成了疾病的同义词。克拉克(Clarke 2003)将不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统统归于健康风险的意识，并称之为生命的医学化，以便从概念上区别于早先的医学生活化(译者注：两个概念的意思大同小异)。医学风险还蕴含着生命的无常与健康、疾苦的不确定性，它通过对未来风险的预测来判定当下的健康状态。对此也有人表示反对，正如当初对待医学生活化一样。因此，对健康风险的认识和管理，以及重视生活方式和其他自然、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威胁，成为健康促进和公共卫生的中心议题。正如普赖尔(2000)所言，有一天，死亡的必然性也将变成个体健康的一个致命风险：死亡不再是无常的和随机的，而是我们手心里的一个可拒的“风险”，似乎死亡最终能够得以避免：

死亡好像只会降临到那些对自己健康无所谓的人的头上。实际上那些不太在意自己健康的人与那些过于关心自己健康的人的死亡概率总是一致的(都是100%)。支撑这种观念的是流行病学家的思维框架，即通过掌控危险因素来避免死亡，谁只要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就能长生不死。(Prior 2000：193)

专家与普通人对健康风险的认识当然不一样，而且风险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充满着悖论。那些由风险分析得到的大概率只适用于人群的健康趋势，对于群体中的任意个体都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些人偏偏笃信这样的指标。假如日常行为会导致某种罕见的健康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人群申的绝大多数都可能存在着健康风险，但是，这些生活在风险中的人们的绝大多数并不会引爆危险（犯病）。例如，非常常见的冠脉缺血是心脏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戴维森（Davison et al.1991：15）等人发现，尽管人们从健康教育中已经学到，或者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到许多冠脉致病因素和危险行为，但临床上那些“冠脉疾病潜在病人“的发病都与心脏受损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冠脉因素并非必要的致病原因。

因此，面对这一高危人群，有两条交织在一起的分析线索。一方面是运用心脏疾病的循证指标（后评估）来解释病理与死亡，从而预测、评估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摆脱机械论和绝对化思维，不然就可能犯误判的错误。即风险分析的结论不能解释所有的冠脉疾病与死亡，更不能解释为何有些人虽然被列为高危人群但是却异常长寿的事实。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发生“理应如此，但偏不如此”的情况，应然与必然的分离成为风险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传统的个体风险分析领域，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存在着局限性。譬如，有研究表明，来自大样本分析的冠心病威胁因素只能解释约40%的发病率，这种研究范式的后果是，将后现代社会中更广泛的因素纳入分析的范畴（译者注：分析因素越庞杂就越牺牲个性分析的空间）。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Beck 1992）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人们日益互相依存，风险的链条也就愈发紧密，人们对国际性灾难以及组织风险控制能力日渐敏感。健康风险，尤其是基于生态的、遗传的、核能灾难的，包括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风险，其定义权大多掌握在某些专家手里，而这些人的风险评估的方法与结论都可能无法理解，或者根本不可信。公众对他们失去信任的原因是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些风险常常是不可知的。

当然，人们不是头一次意识到生活方式会不断地给个体健康带来麻烦和风险，或者说，医学一贯重视对生命风险的评估。临床干预也具有两面性，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一对矛盾，需要人为地平衡。新技术肯定会带来新的医源性伤害的风险，但是，随着技术的改进，医疗风险趋向于变少。人们对于新技术带来的风险的认识也日益提升，透明、恐惧和抵制的姿态也在发生变化。政府部门应该承担起预警责任，尽管通常不可能消灭一切风险，但可以主要通过给予大众应对风险的预案来提升其应对风险的自救能力。因此，无论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的概率有多小，都有必要储备足够的碘化钾，以备核电站周围2公里范围内的家庭随时使用；在恐怖袭击的高频率、高危险时期，人们可以及时得到旅行警示以提高防范意识；航空出行的乘客尤其应该得到良好的建议——为避免发生深部静脉血栓，请使用阿司匹林和紧身袜。甚至简单到哪怕待在家中、旅行、工作或乘飞机出行，人们都应得知可预测的风险。如果不对风险采取预防措施，政府会被公众指责为渎职，个人就会被认为麻木懈怠，对自身健康不负责任。同时，人们还需要对评估风险的方式是否合理做出甄别，以便准确地认知、控制这些风险，具体应对的方法各不相同，效果也差距很大。因此，出现了一种风险应对上的不平等，学术上称之为“处理不安全事变与自省性的不平等”。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布”交叠，激化了不同社会阶层与地位之间的矛盾，造就了一种社会风险地位，它与阶级地位并不等同，但有关联’因为处理风险的能力在不同的职业与教育程度的人群间是不均等的。(Beck 199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