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的开启标志着传统的终结。社会由此失去了对传统专家的信心，这里也包括医学专家。后现代鼓励人们摆脱成规，自己去做决定，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称之为“自我叛逆”，即独自面对从未接触过的海量信息。在这个信息海洋中，健康话题格外引起大众媒体的兴趣，从各种各样的自助手册到真假难辨的因特网，信息来源越发多样。正如哈德(Hardey 1999)的评论，信息的接纳者不是懂行的专家，独自决定自己该信谁？信什么。传统的健康教育是由医生和健康教育者来指导并示范的，但是，因特网提供的健康资讯是一种“去专业化”、“去神圣化”的内容，使得医学知识的漂浮性、不确定性逐渐地凸显出来。

生活中的养生常识与医学知识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起来。伴随而来的是对医学知识真理性与高技术的伦理争论日益公开化。人们纷纷抱怨医学变得愈加科学化和技术化，远离人们的视线，失去了温情。现代医学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且由于患者随时可以了解到不同医疗传统和体制的资讯，并听闻许多世俗的保健故事，对健康的理解开始呈现多元化。于是，辅助疗法和替代治疗随即大行其道，有了较大的需求空间，普罗大众对它们的兴趣与日俱增。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医学和对健康的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那些基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卫生保健体系有着强烈的治疗导向，其基础是躯体结构一功能分析与疾病干预逻辑，着眼于医患之间的互动。后现代的医学以预防为主，关注点早已超越了躯体和生物学视野，呈现出多元、多学科以及全球化、个性化的健康关怀，目的是提高健康人群的生命质量。正如邦彤和勃罗斯(Bunton and Burrows 1995；207)所言：今天的健康已经完全被理想化，成为公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个体的选择艺术。威尔金森将我们生活的世界描述为一个掌握了金钱与钥匙的社会，需要应对的只是来自市场的压力，要不断检视并调整自身在市场中的位置：

曾几何时，当我们走出自己的家门，有两种东西能给我们带来安宁和自信，象征着我们的社会身份，以及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一个是金钱，有了它我们就能够参与市场从事更易活动，获得生活资源；另一个是钥匙，它划定了我们的私人空间，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他人的侵犯。这种制度安排的社会意义在于将金钱和技术镶嵌到人的生活清单里，它们显然不是我们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而是所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引擎和黏合剂。虽然在生活中我们互相依存，但是，金钱和钥匙将这种基本的依存关系消解无遗。我们除了跟一些将定的社会关系人缔结共同利益之外，其他的人都是生存竞争的对手，为工作、住房，甚至公交车上的座位，马路旁的停车位去竞争。然而，作为社会人，我们不能赤裸裸地遵循丛林法则来对待他人，更多的是一份好恶的表达，通过比较流露出喜欢和不喜欢的情绪，而且所有的好恶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Wilkinson 1996：226)

不过，对待生活的弹性(顺应性)与反省态度并未解决健康公平性的老问题(第五章有集中论述)。于是，新的社会应激效应不断涌现，

它们通过社会生物学过程转变成为个体健康问题，今天的研究者恰好见证了现代人特有的健康困境，这样的健康困境因人而异，问题所在未必是资源的绝对短缺，而是社会制度的缺损。譬如一些人急切地通过昂贵的整容手术来改变自我形象和社会境遇，而另一些人则为了缓解疼痛或治疗常见病忍受着医疔低效率体制下漫长的等待。一些人为提升健康水准去选择食用优质橄榄油和新鲜果蔬，而另一些人不得不在街边的纸盒里过夜，用能找到的残羹剩饭果腹。(Bunton and Burrows 1995: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