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热点】暴力伤医伤在双方 对医患纠纷的思考与建议

8/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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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018 12:00:00 AM

 1、伤医事件 伤在双方
  “伤医事件令我们心寒,也令整个社会选择学医的人数下降。至少我们医护人员的子女们很少愿意学医。”陕西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石践感叹。“想想看,当年我们要考医学院都需要很高的分数,而2014年,交大医学院研究生招考英语分数线只要37分,可见学医的人越来越少,门槛越来越低。” 
  早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据悉,目前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达27次。 
  “暴力伤医事件严重干扰了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直接破坏了医务人员执业和患者就医环境,不仅给医务人员带来了身心伤害,也给社会和患者造成了危害。暴力伤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省卫计委医政处处长安海燕坦言,“每每看到医生护士被人伤害,我都深感愧疚、自责和难过。”
  而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副书记、神经外科教授巩守平认为,伤医事件从表面看伤了医生,但从长远来看则伤了医疗卫生事业,最终必然伤了更多患者的利益。因为人类的医疗科技是需要不断探索创新的事业,面对某些疑难杂症,医生可能需要使用创新思维,挑战旧有的医疗技术。面对新的挑战,必然存在一定风险。那么,考虑到当前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局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医生很有可能放弃医疗技术的创新,使用传统保守的疗法。长此以往,医疗科技的进步就会缓慢,最终,受伤害的还是需要依靠医学科技的进步而挽救生命的患者。当然,所有医护人员也属于患者及潜在患者范畴。

  2、医患纠纷 事出多因
  李丽是一名普通的患者。“体检中发现我有乳腺增生。原想着小毛病,在家附近的一家三甲医院看看就可以了。没想到,这家医院的医生让我做了几项检查后说我的病非常严重,必须尽快在他们医院花几千元做什么理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把我给吓坏了。”李丽随后到交大二附院等几家大医院检查后才彻底放了心。“其实也就是常见病,没那么可怕。估计去那家医院看病的人少,所以医生就夸大病情吓唬病人恨不得你赶紧住院花钱。”
  而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患者老林坦言:“不是我们患者不相信医院。想想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人们对医生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某些医院的某些科室开始对外承包了,一承包,药费也高了,看病也难了。”
  李丽的遭遇和老林的心声反映了共同的问题:部分医院为了经济利益有开大处方和过度检查的倾向。 
  回顾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医生缺乏基本信任的首要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资料显示,早在1992年9月,卫生部提出的“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这项卫生政策刺激了医院创收,弥补收入不足。同时,也影响了医疗机构公益性的发挥,一些科室对外承包,为了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对患者开出大处方、过度医疗和过度检查,渐渐地消磨了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酿成“看病问题”突出,群众反应强烈的后患。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疗改革要公益还是要效益曾经在医药卫生行业成为一种争论。医改领域内的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逐步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而被社会各界所讨论。
  但医疗卫生服务毕竟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由以营利为目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那么这种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必然违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加重患者的负担,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二在于政府医疗投入的不足,导致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与此同时,即使在同一所城市,知名度高的三甲医院门庭若市,人满为患;而一些等级略低的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则是门可罗雀。
  以西京医院为例,医院一天正常的门诊量应该是8000人,但现在每天超过1.6万人。一个副主任医师原本一上午看25-30个病人,现在看50-60个甚至上百个病人是常态。病人多了,每个病人的诊疗时间就被迫缩短,排队时间远多于看病时间,很容易激发患者的不满情绪。
  对此,唐都医院骨四科(关节外科)主任丁勇教授深有体会:“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关节外科,因为医保总费用限制,全科每年只能做200多个关节置换;而我个人每年主刀关节置换就200多例,另外还要做500多例关节镜手术,外加门诊、讲课、科研,工作量可想而知。不仅仅我一个人这样,几乎所有大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在超负荷运转。” 
  可想而知,当这些大医院人满为患,当医生和护士承担着远远大于其个人负荷的工作量时,无论是由于责任心的缺失,还是由于疲惫,抑或是疏忽导致的医疗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医患纠纷出现的频率就会加大。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三在于群众对于疾病认知的局限性以及误认为医患关系就是消费关系。
  对此,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医生不是神,不是万能的,医疗也有所不能及的一面。面对疾病夺取患者生命时,医生有时也深感无能为力,就连名医本身也难逃脱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在美国撒拉纳克湖畔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句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道出了医学的意义所在,也坦言了医学的局限性。世界上有1/3的疾病可以自愈,1/3通过治疗可以治愈,剩下1/3目前还不能治愈,还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这一点早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
  唐都医院丁勇教授感慨,国内病人享受到的医疗服务已经很高端,技术已经与国际基本同步,但老百姓对于医疗的期望值过高。患者总是认为医生是万能的,一旦出现不好的诊疗效果,患者就会把怨气全撒在医生身上。
  因此,医患关系绝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不是说患者交了钱就一定能看好病,否则就需要赔偿。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之四还在于舆论的不正确引导。长期以来,部分媒体过分放大医患纠纷,或者在医患纠纷的报道中存在着事实不清,不够客观冷静的态度,导致了社会对于医患矛盾的片面理解。 
  据全球最大的中文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调查显示:高达93.75%的公众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到医患矛盾事件;而62.5%的公众认为现今媒体对于医疗事件的报道不够客观真实,31.25%的公众不确定是否客观真实;而68.75%的公众认为当前医患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媒体的报道导向,他们同时认为导致医患之间不够信任的原因也是媒体的导向。
 
  3、医患和谐 需多管齐下 
  冷静审视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我们政府、社会、医院以及普通老百姓,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有效缓解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呢?
  从体制等根源来讲,新医改为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曙光。从2005年开始,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明确表示:“市场化非医改方向。”而从2006年以来,医改基调已定,政府将承担基本医疗,并且公布了新医改的初步方案。8年以来,新医改的方案经过不断探讨并向社会征集意见,得到完善和修改。此次新医改的指导思想为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寻找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医疗机制,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关专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建议一:建立分级诊治和双向转诊制度 
  为了解决优质医疗资源比较集中、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局面,陕西省卫计委医政处处长安海燕、丁勇教授、石践副主任都建议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缓解大医院医疗压力。在安海燕看来:“好医生是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因素,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都有赖于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提高等,群众在社区可以和自己的医生面对面沟通,就会产生信任感。”
  唐都医院骨四科(关节外科)主任丁勇教授比较了国内外的老百姓看病习惯,他说:“国外普通老百姓生病后一般先找社区医生,如果社区医生实在看不了,才在社区医生的介绍下去看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看病就需要排队等待。但是目前国内不管大病小病都要找教授看,总觉得教授放心。其实我们每天所看的病人中有90%都是轻微的小毛病,不需要挂教授号,一般社区医生或者普通医生都能看,应该建立分级诊治制度。”
 
  建议二:增加医疗投入 
  分级诊治的目的是为了让医疗服务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但是我国人口众多,目前的医疗服务从总量上来看,还有待增加投入。我国以仅占全球2%-3%的卫生资源维护着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健康,供需严重失衡。
   西安高新医院总经理王志峰提出:“医患矛盾实质上是社会发展矛盾在医疗服务行业的一种表现,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障需求和落后的医疗体系这个根本矛盾造成的。” 
  石践副主任也认为,加大医疗投入,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提高医生收入水平,不要让搞专业的医生去算经济账。
 
  建议三:依法解决医疗纠纷,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的普及 
  医疗暴力泛滥的根本问题,是法律的缺位。但凡暴力伤医,执法机关必须依法加大打击的力度,不能为了“维稳”随意妥协,这样不仅不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还会形成错误导向,让医暴有恃无恐,群起效尤。因此,安海燕呼吁将医患纠纷的解决纳入法制轨道,以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严厉打击暴力犯罪,才能使医患纠纷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此外,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认为:“医患纠纷难以化解的根子,还是责任和赔付问题。”他拿交通事故处理作比较:“为什么马路上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很快化解?重要的原因是:有保险。在医患纠纷中,要想方设法转嫁执业风险,减轻经济赔偿负担,医疗责任保险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公认的有效方式。”
 
   鉴于此,赵铱民建议下大力气推动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普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政府实施医疗责任保险补贴机制,采取“三方分担法”解决医疗责任保险投保资金问题;制定强制推广普及医疗责任保险政策,保护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权益,分解医疗风险;扩大医疗责任险种,放宽保险范围,优化理赔程序,解决保险种类单一、医疗机构投保积极性不高、赔付程序繁琐等问题。 
  对于医院或医生在医疗过程中确实有过错和责任的,赵铱民认为,应该建立独立的第三方医疗事故鉴定评估或调解机构,这样就可以从制度层面解决医患纠纷。
 
  建议四:医患之间增强理解和包容 
  3月29日,一名家长带着患病的孩子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儿科输液室输液,因护士没有在输液时“一针见血”,这名家长便暴打护士。这则案例也着实让人深思,其实面对疾病,医生和患者只有加强沟通、建立信任、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治疗目的。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患者没机会与医生长期接触,对医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了解甚少。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医生基本上一大早进诊室,到很晚才能出来,大部分时间顾不上喝水、上厕所,有的话一天要不停地重复几百遍,常常一再推迟午饭。患者如果对医务人员的工作多一分理解和包容,也就不会出现仅因为输液时未“一针见血”就暴力相向的案例。 
  对此,巩守平教授认为:加强医患沟通,是缓解医患摩擦的重要途径。医务人员在社会——心理——医学新的医学模式下开展医疗工作非常必要。我们不仅仅要在质量、服务、安全上下功夫,而且要进一步转换理念,多加强有效沟通,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倡导医学人文精神。治疗前多讲几句,治疗后就会少很多麻烦,如果与患者沟通到位,即使治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患者也会给予理解。 
  省社科院石英研究员也表示: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是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可以看到,医患矛盾的形成,既有患者及家属一方的误解、不理解,也确有个别医生医德、医术和责任心的问题,而医生一方的问题又与劳动强度过大、职业与技术的价值未能得到尊重和体现不无关系。
 
  建议五: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建立理性的医疗期望 
  针对公众对于医疗结果的非理性期待,国家应该通过广泛的科普教育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在全社会形成“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不能包治百病”这样一个基本共识。
   最后,大众媒体应该自省自律。3月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量是73亿人次,统计到的医疗纠纷是7万件左右。这个数据表明,医疗纠纷的比例低于十万分之一。可以说,医患纠纷不是医患关系的主流。
 
   然而,有的媒体却对医患矛盾大肆渲染,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紧张感。采访中,巩守平、石践、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敏直教授都希望媒体多做正面报道,弘扬正能量,宣传医德高尚的先进典型,对不和谐事件不放大,冷静报道,以推动医患之间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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