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治疗学上的进展，在这个健康商业化的时代，养生和美容手术盛行，即使是健康的躯体也不得安宁，变成被千预的、可塑造的对象，重塑和改变成为时髦。正如甘斯勒（Glasner 1995：175）所评论的：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身体主要作为裁体用来展示消费物，时至当下，消费主义的逻辑是将身体本身也推入消费的洪流。人们要努力装扮自己的身体，减肥、涂脂抹粉、用整容手术美化鼻子的曲线，美化躯体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花钱购买一个“新身体”。

治疗的目的是将人们的身体从不适恢复到正常状态，保健的目的则是改善身体状态使之获得超过正常状态的能力，但现在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变得难以区分：

生命状态(个体健康、疾病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孤岛)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一端的诉求简单到只是想增强记忆，另一端的欲求却可能是人类寿命的无限延续。划定人类的正常状态和描述人类本质的界线的标尺变得模糊了，因此，治疔的方向也随之而变。我们又怎么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然由治疗转变成保健了？(Jones and Whitaker 2009：282)

人本主义的历史变迁，扩大了自然王国的边界，且远远超出人类的当下预期，实际上正在滥用技术手段制造“后现代人类”或者“转型中的人类”(Rostrum 2005)。在当下，医学的生活化可以说比比皆是，并被滥用于许多领域，最引发社会关注的莫过于运用生物高技术对躯体功能进行人工“强化”，譬如体育竞赛中运动员使用类胆固醇或者化学性兴奋剂，更为普遍的或许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人工(弱)“干预”，譬如在食品中掺入营养素或各种添加剂，社会对于这两类事件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非自然的，也是非道德的人为扭曲，类似的功能强化及人工干预会导致或加剧竞赛的不公平。而后者则常常在道德上被接纳、被认可，不过，细细分析，它们也可能会带来违拗自然的困境和竞争中的不公平。

对人为的功能干预的主要担忧是，有朝一日人们会通过精神药物，或者神经矫饰技术来随意“修理”大脑。药物可以改变一切，从嗜睡到失眠，从健忘到害羞，以及轻度的抑郁症。治疗与保健的目的区分通常由正常与异常、健康与疾病的分野来划分,但是，现实生活中划分起来很难，如同第一章所介绍的，各种边界缺乏明确的界碑。

用药物去满足某些“生活方式”的偏好（译者注：譬如换肤、变性）迎合了医学生活化的潮流，但与健康目的并无关系，反而将导致疾病与非病之间的界线越发模糊。用于治疗极端状态或正式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多动症、注意力缺陷综合征或嗜睡症发作时出现的白天睡眠过度）的药物，被健康人广泛用于非医学的目的。如：给临床诊断为肥胖症的病人使用的减肥药物被广泛用来维持低体重，用来治疗阳痿症中勃起障碍的药物，被用于各种性滥交中的间隙性功能疲软。另一方面，为改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药物反过来促使诸多新“疾病”的诞生（译者注：如茜茜综合征）。弗克斯和沃德（Fox and Ward2009）指出，我们正面临着日常生活的技术化、药物化。随着商品直销模式的盛行，这样的行为逐渐在法律上被许可，通过日益便利的网购业务，这类非治疗药物很容易流入各种家庭和消费者个体。

很显然，现代医疗新技术不仅模糊了身体与非身体、疾病与非病之间的边界，还带来诸多关于人类关系的困境。弗克斯和沃德（2009：50）描述了问题的根由：

是当代医学的技术化和消费化塑造了过度商业化的社会保健关系，药品不过是连接商品世界与公民消费空间的强大纽带，它们不断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与“制造”出新的疾病与新的疗法，健康也逐渐变成了个体的行为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