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篇的社会冲突的概念及理论，直奔主题——

3、案例研究：达伦多夫的群体性冲突研究

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1)  研究者背景

图4.1 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德国，1929.5.1-2009.6.17）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德国，1929.5.1-2009.6.17）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其父是德国有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自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德国自由民主党，并与其父社会思想不同，后获得哲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社会学教授。

达伦多夫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69年，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1974-1984年，达伦多夫移居英国，并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后长期定居英国脱离了德国自由民主党。

(2)  社会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理论的壮大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恐慌，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开启了冷战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德国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

(3)  研究目的

在此背景下，达伦多夫基于事实资料和前人冲突思想，从被剥夺群体的社会心理角度出发，探究社会冲突的形成，然后把切入点放在冲突强度和暴力度的研究上，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以把冲突的破坏程度控制在最低限度。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研究结果与研究结论

在冷战开始至冷战结束期间，达伦多夫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分析，构建了辩证冲突论。在其社会冲突研究中，其主要焦点在于群体性冲突，通过批判性吸纳马克思冲突思想中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等内容，并结合韦伯关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社会流动”及齐美尔关于社会冲突强度的条件等观点，构建了以下分析过程：

(1) 辩证假设

达伦多夫认为，制度化的过程产生“强制性协作组合”（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ICAs），即从小群体到社区或整个社会中的正式组织，只要其中存在角色上的权力区分，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ICAs； ICAs分化为支配和被支配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权力与权威是稀缺资源，而由权威关系决定的利益是客观的；其构建冲突形成和解决过程如下图：

图4.2达伦多夫关于冲突的经验范畴

(2) 理论命题

对冲突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干扰因素，达伦多夫总结了三点：一是组织条件，影响隐性的准群体向显性的冲突群体的转化；二是冲突条件，决定冲突的激烈程度；三是结构变迁的条件，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类型、速度、深度。基于此，达伦多夫构建了理论模式中的变量，分别为冲突群体形式化的程度、冲突的激烈程度、冲突的暴力程度、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

关于上述变量间的关系，达伦多夫构建了命题如下：一是，冲突与被统治群体意识的增长和冲突群体的构型有关，这里的群体性构型是组织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得到满足而产生；二是，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得不到满足，冲突越是激烈；三是，权威分布越是与其他资源的分布相关，冲突越是激烈；四是，统治与被统治群体间的流动越少，冲突越是激烈；四是，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是得不到满足，冲突将会越有暴力性；六是，对被统治者在资源分布上的剥夺，越是从绝对状态向相对状态，冲突越是有暴力性；七是，冲突群体之间相互调节达成协议的能力越是不足，冲突越是具有暴力性；八是，冲突越激烈，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程度越大；九是，冲突越具有暴力性，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速率越高。其中，组织的技术条件，有赖于准群体中的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的理论体系或章程的集成；组织的政治条件，依赖于统治者对相反利益取向的组织的许可；组织的社会条件，与准群体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征募成员的机会相关。

(3) 变量量化办法

冲突群体的形式化程度，用社会结构的重叠程度反映。冲突的激烈程度，也称冲突的强度，以冲突各方能量消耗以及冲突各方卷入冲突的程度表示。冲突的暴力程度，也称冲突的烈度，以冲突双方用以达到他们目的和利益的手段表示，如和平谈判、公开暴力行为等。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以价值取向和制度的变化幅度表示。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即变迁中人员的变动情况，也可以用支配阶级政策变动的程度来衡量。

3) 研究启示

达伦多夫在对群体性冲突发生发展过程，从假设、目标、方法论、结果等方面加以描述，并采用测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理论命题中的变量进行具体的量化处理，详细分析了群体性冲突相关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创造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其理论也在我国的群体性冲突分析中多有应用。比如李玲和高翔将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应用于医疗纠纷分析，进而提出医疗纠纷的调节策略。等等。

达伦多夫对群体性冲突的分析也存在部分不足之处。比如未能解释“是什么”使得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苦衷的群体；另外也没有解释，哪一种社会制度将是一种事实上会发生冲突的制度，这就使得“检验”达伦多夫有关冲突形成的基本主张变得困难了。此外，权威关系并非唯一和最重要的社会冲突根源，另外达伦多夫仅将利益对立来概括一切群体冲突的结构原因，导致其在具体的社会冲突现象解释时常常失之于粗疏或偏颇。

4、主要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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